《“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十八期：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全球治理

本/期/主/题：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全球治理

主持人：李强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主持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性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各种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不确定性正在不断上升，这一切使原本就深陷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的全球治理进程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全人类的生命安全构成致命威胁，而且正在重塑全球治理格局及其进程。作为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兴大国，中国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贡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尤其是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体现的“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彰显出高度的大国责任担当。后疫情时代，中国必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在各领域的实践活动，坚定不移地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高擎联合国宪章的旗帜，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联合国集国际组织之大成，为抗击法西斯应运而生

     成立国际机构，促进人类的合作，是先哲们源远流长的思想。

     14世纪的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中最先倡议建立一个世界统治者领导的国际组织，以维系各国家间的和平，且不干涉国家内部的自主性。英国思想家边沁在18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一项普遍永久和平计划”， 主张取消秘密外交，成立由各国代表组成的国家大会或共同法院。1795年，康德出版《永久和平论》，提出代议制政府与世界联邦的构想。

     在实践层面，始于1815年的欧洲协调开始了大国间定期召开国际会议，协调殖民事务的先河。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欧洲协调没有秘书处，没有固定的会址，不足以称得上是一个国际组织。但欧洲协调作为一种制度体系，其内涵的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对于维持欧洲大国间的百年和平所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欧洲协调所体现出来的自我克制，以及危机期间进行协商、以多边代替单边、公开国家意图、会议外交制度化，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

     1865年，世界上第一家专门性国际组织——国际电报联盟（国际电信联盟的前身）在巴黎诞生。这是最早的一家百年老店，之后越来越多的功能性国际组织被建立起来，经过国际联盟的孵化、培育和检验，存活下来并被纳入二战后的联合国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由于大量平民百姓的伤亡，各国政府和民间人士都对维持和平、防止战争给与了极大地关注。成立于1920年的国际联盟是全球性政治安全组织的第一次试验，它有自己的常设机构—日内瓦总部，有自己的办事人员，有自己的宪法——《国际联盟盟约》。存在26年的国联虽然在维持和平方面失败了，但它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比如一个世界性论坛、一套较为完整的机构设置、国际法的贡献、经济社会事务的合作等，都被联合国所借鉴。

     与欧洲协调、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是世界大战的产物。只不过这次战争更为惨烈，除了参战国数目、物质人员的损失大大超过拿破仑战争和一战以外，这次战争还是人类正义与非正义的一次大搏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二战中的战胜国痛定思痛，决心通过国际合作，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经过《圣詹姆斯宫盟国间宣言》、《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和《德黑兰宣言》，国际合作的构想越来越明确。 

     1944年8月的顿巴顿橡树园会议定下了未来国际组织的名称、主要机构以及分工、基本的投票程序；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解决了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和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1945年4月旧金山制宪会议，联合国的根本大法得以完成，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中、英、法、俄、西文为正式语文，至此，联合国的蓝图勾画完毕并从理想成为了现实。

     截止到2020年，联合国体系囊括了六大机构，15个专门机构，一个总部和三个办事处，工作人员11万左右，每年行政年度预算为30亿美元，维和年度预算80亿美元（中国分别承担12%和15%），联合国在人类的和平安全、发展与人权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 75年云雨兼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联合国从成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75个年头。联合国的设计者们原来希望联合国能维持50年和平，这一初衷已经实现。二战以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借用国务委员王毅2020年7月22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来归纳，即维护和平安全、捍卫公平正义；超越种族制度文化差异、促进和谐共处；解决南北失衡、促进共同发展；坚持与时俱进、有效应对全球挑战。

     联合国首要的功能是捍卫人类和平，避免世界大战再度发生，这方面的功绩可圈可点。联合国积极调停大国冲突，防止发生全球性战争，比如联合国成功斡旋古巴导弹危机，使人类免于核战争的毁灭；联合国不畏强权，对大国侵略小国进行道义谴责；联合国致力于国际军控和裁军，即使在冷战时期也达成很多协议；联合国推动非殖民化运动，催生了大量的主权国家；联合国发起了70余次维持和平行动，极大的缓解了地区热点问题。联合国因为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诺贝尔和平奖七次授予联合国机构，六次授予为联合国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知名人士。

     联合国为推动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改善人类的处境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推动南北对话、减少贫困和失业，援助最不发达国家，反对滥用麻醉品，预防犯罪，防治艾滋病，保护脆弱群体，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应对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尤其是在实施4个发展十年、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发展议程方面，披荆斩棘，不遗余力。今天，面对新冠病毒肆虐，联合国频频发声，不断发出预警、募集资金、发布数据，提供技术与管理援助。面对空前的人类危机，联合国的协调作用更加突出。

      人权是联合国事业的三大支柱之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构成了国际人权宪章。在联合国的不懈努力下，人权的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保护人权条约体系不断完整，人权机构不断健全，保护人权的实施制度逐步完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为了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和难民的权利不断呐喊，呼吁国际社会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

     联合国致力于文明对话。联合国文化代表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联合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安全（和平）、发展、人权、正义。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说明中国政府高度认同联合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199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和平文化宣言及其行动纲领》，2002年通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及其行动纲领》，2005年联合国建立文明联盟，连续举行全球论坛，强调通过文明对话，包括宗教间对话，反对文明对抗，以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应对共同挑战和威胁。

三、 中国、联合国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中国为打败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是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旗帜的国家，抗击日本法西斯达14年之久，伤亡人数达3500万；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中国有殊荣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时也曾坦言，他之所以要求将中国列为负有维持和平责任的大国之一，是由于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

     今天，中国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的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多边主义的践行者，这既体现在对联合国的资金、人员、维和士兵的支持上，也体现在中国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力度上，更体现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上。

     近些年来，随着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单边主义的盛行，联合国的权威遭遇挑战，围绕联合国的共识正在衰退，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下，联合国发挥作用的空间被大国政治的悲剧所挤压，联合国处于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之中。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没有了联合国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最有代表性的论坛不复存在，缓和国际冲突的众多渠道消失，高效的多边外交和悄悄外交难以为继，督促人类生活各功能领域平衡发展的口哨失音，人权卫士和国际法的制订者传播者缺位。这样的世界将是人类生活的至暗时刻，世界政治将退回到丛林状态。

     山雨欲来风满楼。联合国制度体系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这一体制对于维护战后70多年的基本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避免了世界再次出现重大的体系性战争。维护联合国体制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诉求。当今世界的基本秩序仍需增强联合国的权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维护联合国体系所确立的制度。

     2020年9月22日，习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大声疾呼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和完善，再次承诺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他宣布中国将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再提供5000万美元支持，中国将设立规模5000万美元的第三期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将在2025年到期后延期5年，中国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新助力。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联合国的权威必须维护而不能损害，我们要继续高举《联合国宪章》的旗帜，在多边治理体系中扮演好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疫情冲击与全球治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从政治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呈现出多维的、不平衡的特点。在国际层面，虽然疫情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冲击，但这种冲击的不平衡性在不断加大。拿中国和美国来说，据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比美国高6.2个百分点，这一增速差距相比2019年扩大了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尽管两国经济均受到疫情冲击，但中国所受的冲击力度相对较小，且这种分化速度在加大。根据目前预测，中国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美之间的这一对比也反映了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同时，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也在拉大。这说明此次疫情扩大了全球经济中既有的不平衡性。在国内层面，疫情对不同群体带来了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疫情期间，美国的失业率急剧攀升，中产阶级急剧萎缩，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但据2020年3-5月统计数据，美国有600多名富豪的财富暴涨4000多亿美元。总体而言，美国社会呈现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另据2020年4月世界银行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4000-6000万人口陷入极端贫困，全球人均收入下降4％。总之，疫情在不同层面产生的冲击是不一样的，这使全球经济中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

     二是疫情造成的政治冲击也呈现出双层极化的特点。所谓的极化，指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和分化在加大。就国际层面而言，这种极化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对立、对抗和竞争的加剧。可以看到，当前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层面的敌对状态在近几十年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就国内层面而言，特别是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左右翼等力量之间的分化十分严重。由于这种极化现象的存在，社会很难达成共识，一些国家国内矛盾急剧上升，政治与社会动荡因素大幅增加。

     因此，疫情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研究需要理解现实，也需要解释现实。当前疫情带来的现实冲击值得我们关注。面对疫情冲击，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全球研究？这里我们需要向现实回归。为此，当前从事全球治理研究应该注意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思维转换。此次疫情推动了至少三个方面的研究思维转换：第一，传统的常态和新常态思维的转换。从传统思维来看，此次疫情和金融危机一样，是一种非常态的冲击和挑战。但从当前来看，疫情防控已经是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本来属于一种非常态现象，但如今人们已将它认知为常态现象。这说明，当今世界的常态可能就是各种风险和危机不断涌现的状态，即便疫情过去后，还会出现新的风险和危机。所以新的常态是一个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断增加的状态。第二，代数思维向指数思维的转换。代数思维符合大多数人的认知，但是指数思维是发展得非常快，呈指数型增长。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仅为几十万例的时候，很难想象全球确诊病例会突破1000万，11月25日全球累计确诊已突破6000万。而且可以看到，IMF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也是在短期内进行多次大幅度的调整。这说明当今世界的风险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超预期性。因此，在进行全球治理研究时也要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第三，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转换。本来，新冠肺炎疫情只是一个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WHO）职能范围内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但如果仅仅从卫生治理的角度看，就无法理解全球疫情防控中的政治化、污名化、相互追责甚至破坏合作的行为。这就说明，当今世界的全球性问题都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国内、国际等方面高度关联和相互塑造的。

     二是对全球治理研究中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这一基本命题，也要以全新的思维来看待。长期以来，国际上的全球治理研究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这一色彩主要反映了理论产生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尤其是美国的国内和国际背景。相比理论产生之时，当前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看到的市场是一种平行市场，其存续依靠的是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确保相互摧毁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和平机制。冷战后，人们看到的市场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市场，支撑这一市场的是国家构建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如今，这种国家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在一些领域正走向“脱钩”，如何在这一情况下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还有待观察。同时人们也看到，当前世界市场的运行出现高度政治化的趋向，政府以安全为目的深度参与到了国际市场内的正常交往中。这里的安全与否只是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还是说如今人们真的处于一个安全威胁不断加剧的世界，政府只是单纯地为了维护安全？这也有待人们去考察的。为此，人们需要对现有的全球治理理论加以检视和反思，以增强其对现实的解释力。

     在当前的世界大变局下，既有理论的滞后和失灵恰好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发展，有如下两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疫情后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当前，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到中国角色的巨大变化：其一，制造的力量。1990年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占比为2.7％，2010年已接近20％（成为世界第一），2020年达到了30％。其二，科技的力量。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科技实力的强大。其三，制度的力量。这在此次抗疫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二是全球治理研究要融入中国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中国经验融入到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中。

推进中国深度参与北极事务治理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北极地区的态势变迁，北极事务越来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北极事务与中国息息相关，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与北极事务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我国近年来也积极参与北极事务。2013年我国正式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随着“身份升级”以及北极地区新态势的变化，需要对我国参与北极事务进行总体性规划。2018年1月，我国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向国际社会阐释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原则和立场。在此基础上，中国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推进在北极事务中的深度参与，如何提升中国北极事务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以及如何构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外交体系等，都成为现阶段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北极治理新态势和国际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深度参与北极事务，需按照《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的原则和目标来开展具体的北极实践活动。中国是北极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本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与有关各方一道积极应对北极变化带来的挑战，共同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

     第一，对北极地区这一中国战略新疆域的战略价值以及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进行系统性的评估，以此拟定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以及作为对中国深度参与北极事务进行战略规划的依据。第二，加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能力建设，挖掘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战略资源，为中国深度参与北极事务以及中国在北极地区合法权益保障提供战略支撑。第三，加强北极外交，灵活运用战略动员，深化与北极国家之间的多层面合作，同时加强和域外国家涉北极事务的协调，拓展中国北极事务的参与渠道，从外交层面为中国深度参与北极事务提供战略保障。第四，重视北极地区的安全问题，加强北极事务安全合作，有效维护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国家安全利益。

     在北极治理新的态势背景下，随着中国参与北极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应更加积极有为的参与北极治理和国际合作，加强对北极事务的研究，深化对北极事务的探索和认知，推动国际社会在探索北极和认识北极方面贡献知识。积极参与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通过本国的节能减排等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努力。在参与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方面，践行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原则，尊重北极国家的相关法律和国际法，在资源开发的项目方面推动国内企业与北极国家的相关行为体进行合作，实现北极地区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中国还应加强北极事务中“第二轨道”行为体的适当培育，推动建立更多的从社会科学视角研究北极、关心北极的科研单位和科研团队，加强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北极治理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好声音”，为北极地区的善治做出的贡献。

客观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经过7年多的推进，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新冠肺炎疫情的意外暴发，既为这项事业带来严峻挑战，也为我们化危为机、高质量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疫情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但“全面脱钩”的逆流不容忽视。

     截至今年10月底，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波及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确诊人数超过4200万，死亡人数超过120万。疫情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力度、广度、深度、烈度影响着世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推进。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多次呼吁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并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对于强化全球战疫信心，加强协调与合作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在联合国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统筹指导下，全球抗疫合作取得了重要成效。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和抗疫的“大合作”再次告诫我们，整个人类命运与共，甚至是生死相依，与疫情斗争，谁都不可能成为局外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在我们更好地重建一个更加平等、更具适应力、更可持续的世界时，多边主义不是一种选项，而是一种必要。”

     即便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美国等少数国家依然试图与中国“脱钩”，与西方以外的世界“脱钩”，特朗普甚至宣称美国可以切断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另有一些国家重新捡起了“逆全球化”、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这都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悖的选择。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传播面临契机，但外部舆论环境的严峻性不容忽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七年来，日益被国际社会所了解。笔者所任职的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在全球22个国家开展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显示，2019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外整体的认知度达到13%，超过十分之一的普通海外民众了解这一理念，这些民众最认可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另据中国传媒大学文春英教授的团队对全球上千家媒体及海外社交平台的数十万条相关报道的分析显示，疫情发生以来，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面认知占主导，在部分国家甚至超过70%。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已经具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在后疫情时代，也有必要继续推进其对外传播。

     与此同时，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国际舆论环境中复杂性严峻性的一面上升，有人甚至担心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状态，甚至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疫情以来，西方国家多个调查机构发布的民意调查也都表明，受疫情影响，西方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和负面评价显著上升，“中国隐瞒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时常出现，少数国家的民众出现对华接触意愿下降的情况。在此时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我们的传播策略、传播技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加强自主研究，但中外合作研究、合作传播的意义更为彰显。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重要理念，中国的高校和智库机构主动加强研究，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责无旁贷的事。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快速增多。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2013年年初至2020年10月期间，国内学者共推出近3000篇理论文章，另有近1000篇纸媒报道。经当当网检索发现，同期中国学者推出了超过1000种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图书。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日益丰富，涉及的学科也越来越多元。这为我们做好国际交流奠定了学理基础。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我们需要通过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围绕水资源、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极端贫困等直接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合作研究，多出合作成果，多为政府决策和舆论引导提供智力支持。近期，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成立海外研究中心并发起国际学术联盟，这起到了探索和引领作用。期待更多的力量加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研究、合作推进中去，共同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为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严峻挑战。这既是中国贡献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须始终秉持休戚与共的整体意识、守望相助的合作意识、平等相待的包容意识和尊崇自然的生态意识，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这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内涵的总体要求，而且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导致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必然回应。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须秉持团结合作精神。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是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其严重性、突发性、跨界性的特征决定了要克服危机就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没有哪个人、哪个国家在面对疫情时可以成为安全的“孤岛”。病毒没有国界，病毒不分种族，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人类历史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与各种疾病和灾难的英勇斗争。国际社会共同抗击艾滋病、埃博拉、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的历程证明，团结合作才能凝聚最大可能的全球合力，共同携手抗疫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人类的生命安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既是对当前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的经验总结，更是对未来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长久规划。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同时也深刻反映出全球化时代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须坚持多边协调机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破解全球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而贡献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就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在尊重个体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实现和保证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最大限度地捍卫各国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须始终倡导和坚持多边主义，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多边协调机制，充分发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组织的组织协调作用。全球抗疫实践表明，世界卫生组织不仅为各国提供了信息交流、经验分享和合作磋商的重要平台，而且向各国提供了技术指导、资金支持和物资救助等重要服务，其在引领世界各国团结合作、携手抗疫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无可替代。某些奉行单边主义的国家，为了维护一己之私，与国际合作抗疫的多边协调大唱反调，刻意弱化甚至诋毁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不但无益于本国疫情缓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全球抗疫的成效。因此，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须建立和维护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多边协调机制，尽可能扩大国际参与范围，将单边主义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须拥有责任担当意识。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应该既对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应该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这是任何国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必须承担的责任担当。当然，国家有大小、强弱和贫富之分，承担的国际责任不能等同而论。从这个角度而言，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的国际责任担当可以借鉴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从责任承担性质上看，每个国家都应该毫无例外地承担责任，但从责任承担能力上看，每个国家应该基于自身实际能力承担有区别的责任。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不惜以封城、停工的沉重代价，最大限度地阻断病毒向外传播的风险，为全球抗疫积攒了宝贵的抗疫经验，赢得了来之不易的窗口期。在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中国积极支援国际抗疫，向多国传授抗疫经验、支援抗疫物资、提供抗疫资金、派遣医护人员，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树立起良好的国际道义形象。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指导。自然环境恶化、生态系统破坏、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流行疾病爆发等非传统安全因素不断滋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突发的可能性，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因此必须树立尊崇自然的生态意识，遵循科学规律的指导，建立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科学机制，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救护、检测诊治和追踪分析等系列科学举措。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国始终坚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在疫情防控、信息通报、病毒溯源、疫苗研发等方面积极行动和参与国际合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但某些国家基于自身政治经济考虑，在国内罔顾医学专家建议，拒不采取科学防疫措施，导致国内疫情始终无法缓解；在国外攻击歪曲中国抗疫成就，把病毒污名化和政治化，企图借疫情问题限制中国发展。因此，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须以科学规律为指导原则，一切从事实出发，严格防范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污名化和政治化倾向。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18期，总第18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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